书名的翻译是翻译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好的书名能揭示书的内容和主题，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顺应性理论”是Verschueren于2000年在其新作《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Pragmatics）中提出的新观点。他以全新的视角去诠释和看待语言学。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他把“顺应性”定义为“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不同语言项目中做出灵活选择，以满足交际需要的行为过程”。
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它是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是语言使用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不断选择顺应的过程，即动态的顺应过程。翻译过程中的顺应是指在使用目的语文化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中，译者使自己的翻译活动及思维运作顺应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书名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向读者提供书的核心信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从而达到使读者掌握作者所表述的内容的目的。在书名的翻译过程中，如果译名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和目的就不能算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在进行书名翻译时，译者必须把书名的特性与翻译理论及顺应论有机结合，从可选择的项目中有策略，灵活地进行选择，顺应交际的目的。
顺应原著意境与内容
EugeneA·Nida指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确切而且最自然的话语再现源语的信息。书名翻译也是这样，无论是忠实地翻译、创造性地翻译，都要求能如实地反映原著意境与内容，力求保持原著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换而言之，译者在进行书名翻译时要顺应原著的意境与内容，使目的语读者能领略到原著的意境。
以澳大利亚名作家FrankDolbyDavison的成名作《man-shy》为例。它原先的译名为《怕见男人》，郭著章教授在其《也谈书名和标题的翻译》一文中指出，此译名是不恰当的。因为《man-shy》通篇写的都是一头小牛及其伙伴们害怕人类，而隐匿于大山，追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生活的故事。由此可见书名中的“man”显然是它的另一种意义，如果把书名译为《怕见男人》则违背了原著的意境与内容，这样就给目的语读者造成误解，认为原著讲的是动物和男人的故事。
顺应目的语语言体系
“顺应论”指出，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语言各个层次的结构要做出顺应。简而言之，无论是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和习惯，还是语法、句法结构都应作出顺应。众所周知，汉语和英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汉语归属象形文字，英语归属抽象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而英语是表音文字；汉语的句法结构侧重意合，而英语的句法结构侧重形合。因此译者在进行书名翻译时，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以顺应目的语的语言体系。
另外笔者还想补充一点，在书名翻译时，不仅要顺应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同时还要注意语法的变通，以使顺应目的语语言体系达到最佳状态。笔者通过多年对中英文的研究，可知中西语法规则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只是字字死扣则达不到传神达意的效果，如Hermanwouk的畅销作品《TheCaineMuting》，曾经被译为《凯恩号的叛变》，这就给中国读者造成误解，认为是整个舰艇的叛变，而整个故事则讲述的是二战期间美军舰艇上军官夺权的事，因此，译为《凯恩号上的叛变》更为确切。由此可见，语法上的变通顺应了目的语语言体系，得到更为精准的译名。
顺应目的语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书籍是传播文化的媒介，因此书名作为一种极具功能性的语言，总是浸润在其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构成的文化体系中，因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所以目的语读者很难理解原著书名的含义。但如果译者在翻译书名时改换文化象征法，顺应目的语文化，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以老子《道德经》中“道”的翻译为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规律、本原、理、太极、气等含义，它也是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中的核心范畴。如此内涵丰富的“道”字，西方学者只是用“way”一词来译。虽然简单，但该词却起到了以管窥豹的作用。原本西方读者对于“道”这一极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词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而用“way”来译则不一样了。姚小平在其文章中提到“way”在《圣经》中有崇高神圣的含义。《圣经》中的“way”是指通向彼岸世界的光明道路，而老子所谓的“道”是世俗的人间之道，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劝人为善。所以笔者认为，将“道”译为“way”顺应了西方的文化，让西方读者对“道”有了很直观的理解。
由上面例子可见，由于目的语读者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外国作品又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译者在进行书名翻译时，要充分考虑文化的差异性，顺应目的语文化。